律师观点

复恩:关于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提的修改意见,针对条文进行逐一修订和解释。


学者观点
● 贾平:无效管制的中国样本——《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评述
有一些新的角度,例如:公安系统在民事问题上过多介入,会不会冲淡其本身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职能;该法是否违背了《行政许可法》的精神,提高社会规制的成本;将境外非政府组织拒于国门之外,就一定能够削减其影响力吗?以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为例。

贾西津:勿用国安思维管理境外组织
贾老师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她的观点是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立法背景是在国家安全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是本届政府专门设立国安委,加强国家安全立法的一系列举措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立法意图和切入视角决定了本部法律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解读和法则设置。

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会影响境外NGO在华的工作,假如真的严格执法,将深远影响到教育、体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对外交流,最后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

组织涵盖范围非常广,按照这种定义,像英美这种NGO比较发达的国家,基本可以涵盖教育、医疗、体育、公共服务、环境等等所有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包括小至一个社区社团,大到红十字会、几乎所有“常青藤”学校、医疗、文化机构、商协会等等,基本把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体都涵盖在内了;同时活动界定也很宽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境外机构的任何来访行为,所有跟中国接触的行为,实际上把中国和境外社会接触里的一大部分主体和活动全都涵盖进去了。

因此最大的可能性是“选择性执法”

实际可能产生的效应:一是对部分被特别关注的组织,会构成生存上的冲击;二是对大量社会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国际公益交往活动,会构成更复杂的规制和时间与资金成本。三是政府未来执法的时候,有比较强的法律依据。对于中国本土的组织而言,要考量境外相关资源的撤出。

郭虹:比起资金,境外组织带来更重要的是理念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在接触境外组织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带来的资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理念:治理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发展理论、以人为本的概念,参与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些都是在NGO里最先提出,后来也被党和政府采纳接受的。包括我自己做项目,看的第一本书就是《以人为本:把人放在项目的首位》。

姚遥:公安监管,境外组织焉附——评驱逐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一)资深从业者+法律学者的评述

在这样的高压法律之下,能够被允许登记注册的机构一定是能基本保证听话的机构,至少是能保证自我审查的机构。即便是那些有足够后台还足够不听话的机构,每五年重新登记一次的政策也可以充分确保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延续。更悲观的国际现实是,发达国家对于本国非政府组织在国外受到限制的事情所采用的外交行动往往软弱无力,尤其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GDP大国,指望欧美强硬更加渺茫。坚守理想而拒绝妥协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如果工作内容与公民权利沾边,在草案落实后的真实世界中,面对公安部门的直接监管,只能是:要么忍,要么滚。

姚遥:境外非政府组织能不成为敌对组织吗 | 评驱逐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二)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如果就此出台,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外乎三类结果:促进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为基础的组织受到严控,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类权利的组织在“参与权”部分受控的情况下存在,慈善与社会服务类型组织得到支持。而如果再考虑到实际执行过程中精细管理要打折扣,对参与权的技术性管控可能演变为排斥,这将进一步压缩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而这样的现实,将与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参与权为中心、权利为基础的核心理念形成冲突。

 

NGO观点

树洞 · INGOer:我们不是国家公敌
境外ngo在华工作人员的心声

受境外非政府组织支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受资助的机构对此的看法

香港NGO研讨会: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的意见反馈
引用一个网友的评论

“看到的最好的建议,务实和细致的思维习惯,写汉字的人也可以有。他们提出的有些问题,其实是一贯的立法习惯,倒未必是针对这部法律,但这些疑问真足以让大陆的立法机关汗颜。”

香港社联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回馈

社联的机构会员中,超过 100 家机构在内地社会工作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参与,与内地民政和卫生系统及社会组织提供不同领域的服务。社联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举办了座谈会,收集机构会员对此管理法提出的疑问和意见,期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听取本港社福界的建议。

境外NGO:你们发声到底,我们沉默是金
有人觉得为什么现在发声的人里面,几乎看不到境外的组织。

NGOer,该挽起袖子面对现实了吧:境外NGO管理法的另一种声音
也有人会觉得,认了吧,该想想下一步怎么走了。

媒体报道
公益时报:境外非政府组织 管理立法影响的不仅仅是NGO
里面有5月12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关于该法研讨会的报道,这个会还是比较诡异的……开之前大家都很期待,开完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流出。


澎湃社论:社会组织管理的重点
澎湃社论主要从“双主管”的角度来谈,对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稍有了解应该会知道,一直以来社会组织注册采取“双主管”登记制度,门槛极高,因此有不少民间ngo都是“法外生存”,要么不注册,要么商业注册。
但近年社会组织注册逐步放开,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出现“1元注册”的好事。而对于境外ngo的监管则从“不承认、不取缔、不干预”的“三不政策”回到严格的“双主管”制度,境外ngo如何应对,法外生存还是离开?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自改革开放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发展,政府一直对其保持审慎,此次立法可谓从前三十年实践中采取的“不承认、不取缔、不干预”的“三不政策”,向立法、登记、管理进行的思路转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比较早年以“双重管理”体制为特征的社会组织立法,和今天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内中可以看出立法上的“内外有别”和社会转型张力的延续与变迁。
当年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将合法性审定的自主权赋予业务主管单位,结果是大量的草根组织“法外生存”。十八大后开始实行分类改革,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先行直接登记,但明确了对政治法律类、宗教类、境外非政府组织三类的保留原则。对被视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结社行为的管理,在从社会的“面”到分类的“点”转变,境外非政府组织正是其中的重“点”。
另一方面可能与当年不同的效应是,如果法案出台,对境外非政府组织以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不予许可,它们会否像中国的草根组织一样“法外生存”?是离开,还是进一步追究法律程序上的正义?

●财经:境外NGO管理法征集意见 “双重管理”依旧

“当年中国本土的NGO主要是靠国际NGO的资金开展工作,这些角色在未来可能是有变化的,比如在救灾与扶贫资金的投入方面,国际NGO的投入比例已经远少于政府和国内的基金会,但从可持续发展、参与式扶贫、性别平等等理念和方法上,还可以继续引进国际上好的经验。同时,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走向世界也还有很长的距离。” 廖洪涛相信,国际NGO在支持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走向世界,以至国家的国际形象的建立与改善方面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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