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许时代结束,行动仍是禁区,独立行动者时代即将开启

6月4日,《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二审稿截止征求意见。该法显然秉承着与近期对律师、媒体、公益行业、高校等领域的一系列加紧管控相同的政策逻辑,旨在完全取消各类官方无法有效控制的、支持民间自主行动的常设平台,破坏行动者的网络联结和聚集,将其控制在原子化个体的形态。该法的最终通过和生效,目前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新常态”下的民间组织

随着传统政党的日益科层化、官僚化,以及代议民主制活力的显著消退,民间组织近年来已成为进行公共参与、在具体事务中开展自组织和自治的新兴形式,其身影活跃在诸多社会议题和标志性事件中。

行政力量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包括经济必然性、社会关系网络、科层化管理等,而民间自组织恰恰以直接行动、跨领域和层级的广泛动员、对现行法一定程度的冲击等手法试图突破,以非营利、自发参与、行动生发新权力中心的特质重新激活公共空间。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龃龉背后,是行政强制力与政治参与、必然性与行动自由的古老冲突。尽管在当下,此种张力远未充分演进和展开,但公共生活的复归、对强制力和经济力量的摆脱、作为目的本身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的行动理念等诸多迹象,已经开始以振奋人心的方式验证了这一点。

中国正处于“整全性威权时代”,在这种政制(politeia)之下,私领域仍处在政治的严格管控和覆盖之下,政治则仍对行动严格排斥。依据利益和社会关系的方式进行组织的空间开始出现,其边界则是杜绝一切政治地行动的发生基础。这种状态既不同于典型的极权政体,因当局已将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明确为执政的直接目标,也不同于典型的威权政体,因当局对社会、文化、家庭等诸多政治以外的系统仍存在强有力的管控,并且并非暂时性措施,而是常态化、机制化地禁止它们与政治分离,取得真正的独立性。

整全性威权时代是强制性力量与经济利益相结合的顶峰时代,二者共同的敌人就是行动自由。如果前一时期政府对民间自组织和行动一定程度的容忍,是出于对新兴事物缺乏理解,进行观望的话,那么《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就标志着当局的态度已然明朗:默许时代结束了,行动仍然是禁区。所谓“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放缓,积聚的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官方对社会稳定的维护策略即从消极应对的“扑灭式”,转为主动出击的“亮剑式”,试图杜绝任何自发性的民间行动出现,同时以意识形态化的可控群众运动方式,转移和消解民间利益诉求和参与主张。

 

独立行动将成趋势

有人认为,民间行动者进行“战略撤退”,回归泛知识界和相关行业,是当下应采取的应对策略。应当看到,社会矛盾压力和转型要求,并不会因为行动者的消失和被消失而得到解决,当局自身为此开出的“主动性”也将随之不断“运动”下去,无法指望任何“常态”的形成,只有持续不绝的“非常态”。一旦来自经济和社会的必然性力量在政府的引导下积聚到相当程度,局势则将朝着失控的方向演变,届时恐怕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将无法挽回。撤退不同于溃败,正在其基于后续打算的考虑,而非只顾一时自保。认清形势后,我们便可发现这种“撤退”无异于彻底放弃,称不上是策略。

面对行业化和机构化行动空间的日益萎缩,行动者必须寻找和开辟新的方式。目前对新的行动模式和策略进行推演和规划尚为时过早,行动本身也并非计划的产物,从来不会根据先定的设计和指令展开。但种种迹象提示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内,个体化的独立行动或许将成为趋势。作为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行动方式有其优势,有机会超越以往方式的不足,变坏事为好事。

必须时刻牢记行动的公共性意义。所谓个体化,乃是针对作为工作、职业和机构而言,独立行动者同样需要社群基础、协作网络和更宽泛意义上共同体的支持,也离不开相关社会部门和资源的汇集。这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凭借自身的力量选取关注议题,成为推动议题的中心,形成群落网和资源节点,并协调各方有效地开展活动。可以预见,相关行业的技能和经验、广泛的社会关系、超越某一行业的视野和关怀,都将成为独立行动者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

 

行动,但警惕异化

或许更为重要,却更易被忽略的则是,当被迫的去机构化、去行业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处境,行动者就要格外警惕行动本身的异化,防止行动沉沦为纯粹私人活动,或因争取资源支持而被商业、学术、传播等其他社会体系收编和吞没,在各种“专业逻辑”面前丧失行动的自主性。行动者的独立判断和公共精神由之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要和迫切,而超越突发和热点事件的局限,对议题保持深入和持续的关注,找寻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策略等,也都需要独立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形成超越职业区隔的同道关系乃至共同体。

今天无法预计,这一时期将持续多久,又将以怎样的具体方式呈现。中国的转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无论新加坡式的稳定威权模式,还是俄罗斯式的半封闭管控体制,都不足作为预期未来形势的依据,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找到可行道路。今天,城市化的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速放缓、利益格局与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私领域的继续成熟等诸多因素,无不要求着民间行动继续向广泛和纵深方向前进,在社会转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无论现实中已经具备多少“必要条件”,对于行动而言,却从来不会有“充分条件”的存在。经济发展论、社会进步论等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行动肇始的反面:行动本身,就是对各种决定论的拒绝。在新形势下,以律师团、议题关注小组、新媒体团队、个体维权者网络等为代表的非永久性群落,究竟是民间自组织落幕的破碎余辉,还是另一个更为自觉、更有活力的民间行动阶段的初生曙光?

答案也正取决于人们怎样去做。就让我们相信,必将有更多的人走向我们——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将无路可走。

 

*本文为LVNGO原创特别评论,作者:张舒迟。如需转载,请保留此声明及原文链接,并完整转载,注明:本文转自“LVNGO”,微信公号(LVNGO02)。媒体合作请联系yanggc@ngoc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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