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林炉生离开北京回到福建,开始了他的返乡之旅,这一年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点,正值事业稳定上升期,身兼两个北京机构(燕山学堂、农民之子)的负责人,同时也是银杏伙伴获奖者之一,如无意外,他在北京将可以收获更多鲜花和掌声;但就在这个点上,他却遇到了瓶颈,转身返回福建,一年半后,以正荣基金会理事的身份,成为福建公益行业的“推手”。对他来说,返乡做公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返乡创业,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可借鉴的经验?对于“返家乡”和“返乡村”他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我们与你娓娓道来。

 

 

LVNGO:为什么会选择返乡?

炉生:一是自己父母的年纪比较大一些,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一年回家也就一两次,还是想经常能回家。另一方面是因为整体来说,福建公益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需要一些组织来做行业推动的工作,比如我想去做的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或是像恩派这样的工作,一定要有人去做。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北京的机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就可以抽身离开了,就像陆非可以离开LVNGO一样。

刚好正荣公益基金会去年成立,邀请我当他们的理事,也愿意支持我做福建区域的行业的推动的工作。这可以说是一个契机。

LVNGO:听说为了返乡准备了三年,那三年都做了什么?

炉生:是的,在回去之前主要做了几个事情。

一是不断走访福建地区的同行。和福建大部分的NGO,特别是草根NGO,接触都比较多,这算是铺垫工作。还尝试性的做了一两场活动,跟台湾的夏林清老师合作,做了一场两岸的青年交流活动,叫文化寻根,让福建NGO的青年人和台湾NGO的青年人在一起交流。

另外关键要准备的是家庭关系。那时候在北京离家很远,家人虽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很远,管不着。一旦回到福建,离得比较近,就需要通过做一些事情,让家人更了解、支持你做的事,最起码不能让家人成为做事的阻力。这对于想要返乡的人来说,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情况稍微好,在那一年入选银杏伙伴,经济上获得了比较大的改善。除此以外,还带过家人去我在北京的地方,虽然现在父母还是讲不清楚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已经可以接受我在做的事情了。他们也知道我是个很奇怪的人,不过就算我多奇怪,也知道我不会干坏事。

所以返乡青年前期,一是注意跟家人的关系,特别是农村家庭。二是前期基础的铺垫。三是要有适当的身份。所以我回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的理事这个身份帮助还是挺大的,当然我对正荣的帮助也不小(笑),我应该是正荣里头除了秘书处以外最活跃的理事。

LVNGO:返乡快一年半了,感觉怎样?

炉生:还是不错的。去年回到福建以后,开发了五个项目,其中三个已经能独立筹款。和福建担当者做了一个小额教师基金。和海都社工合作了一个社区微公益项目。还跟福建省的两家有平台性质的环保机构——省环协和团省委下面的青少年环保中心合作了两个环保项目,在此基础上,刚刚推动了九龙江水域保护的项目,获得了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小额资助。另外和福州青创会合作,开发了一个公益创业的项目。

自己也在筹备一个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这些项目,尽管我们有手法,有理念,也有一些资源,如果单靠自己,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我找各个领域里比较强的机构,用他们现有的东西——骨架,把我的东西——血液,注入到骨架当中,能够产生互补效果。

归纳起来,就是寻找关键的合作伙伴,不要蒙着头只是做自己的,重点是要推动区域行业发展。

LVNGO:对于回二三线城市做公益,有什么经验值得分享?

炉生:相比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二三线城市仍然是半熟人社会,介于乡村和大城市之间的,它的网络既不像乡村那样“熟透”,也不像大城市那样陌生。我们要有意识在这个社会网络上去做耕耘,如果挖掘不强,高度依赖外部资源,返回二三线城市会有一定的困难。我在老家那边花了很多心血去开拓本地的资源,降低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社会成本。

这里说起来容易也不容易。怎样去处理这些关系?对于我来讲,一是要有合适的身份,没有的话别人都不会理你。第二还要有实际的能耐。所以回福建的时候,一方面我个人累积的经验较多,还是能做一些事情了,另一方面,正荣公益基金会的理事身份,也让我的开局是非常有利的。

熟人社会有两面性,如果你做的事情比较另类出格的话,压迫是很可怕的。但一旦你能量够强,熟人社会的那股能量就会反过来支持你。这个是共通的规律,所以做NGO的一样面临建立社会资源网络的问题,这个临界点每个人要自己把握,一旦时机成熟,我宁愿选择果断的返乡。

LVNGO:之前的北京的燕山学堂和农民之子,跟土地都是很亲近的,听说你返乡的时候,我很自然地以为你是回去建设农村了,后来才知道主要是推动家乡公益行业发展,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返回乡村这一类“返乡”的。

炉生:返回自己的家乡,和返回乡村,这两种返乡都是值得探索的。对我自己来说,目前缺乏时机回到自己的乡村里,某种程度上,我现在是先在福建编织网络,未来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用这个网络的力量来支持我们回到村子里面,开展古村落保护、生态农业等。但这是未来的事了。

2012年左右的时候看了一本书——《落脚城市》,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深。我原来的情怀里,把乡村生活看得非常理想,甚至觉得大家都应该去过乡村生活,但是通过这本书,我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书里用全世界的案例来说明城市化的进程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是更好的。之前我更认可的是甘地所倡导的那种农村社会、农业社会的状态,这本书是我观念转变的一个契机。在我做农民之子和燕山学堂的时候,是把乡村生活当作我的事业的,因为这本书,现在的我更多地把乡村生活当作个人喜好,而不是要推动更多人一样的去过乡村生活。但是以后,还是会回(乡村的)家乡里做些事情的。

LVNGO:现在很多公益机构都在推返乡,你是怎么看的?

炉生:一些机构推动的返乡,其实是在反思城市化进程,包括城市化发展当中的各种弊病和问题。但我现在认为,城市化的发展改变了很多的原有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例如政治结构的改良,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所以在中国乡村和印度,做什么事情都要找关系,大家都在找关系,而不是觉得自己应该享有一些的基本权利。但这随着城市化进程,在一个非熟人社会里面,逐渐被打破掉。比如我们在城市里办身份证,那就是应该办的事情,但在乡村里就不行,还是要找关系、送个礼。这在印度更明显,极端的情况,连买一张火车票都要找关系。这跟农村熟人社会底下的社会背景是有很深的关联的。

同样我们也看到农村社会的艰难。很多人在农村社会里想要存活下来,养活自己的家人,让孩子念书,非常难。如果被乡村绑住,要依赖乡村的土地来生存,除非有强大的内心去摆脱物质社会的牵绊,在农村一般都是过得非常辛苦的。而在城市化进程里头,人们更容易找到可以立足的地方。

只有那种回归的人,他整合资源,各个方面的能力都很强烈,这个时候回到乡村,他可以在乡村过得很好,有非常好的生活状态,也比我们在城市生活好得多。

LVNGO:会建议返乡青年达到这种状态再回去吗?

炉生:我身边有好多的人是要回乡村做事的,但是大多数人过得都非常辛苦,能养活自己就不容易了,如果还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是非常难的。

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单纯种地,可以顶过七个年轻人,我在燕山学堂种过地,想养活自己估计很难的,但是我妈随便种一种,很小的一块地,我们全家都吃不完,这就是专业性,她对土地的专业性来自累积的经验。大学生在城市工作几年以后回到农村种地,没那么简单。所以要在“农”的上面植入新的元素,有一本书叫做《半农半X》,“农”加上其他新东西,来完成这个回归乡村的过程。

LVNGO:关于返乡,还有什么想跟读者分享的?

炉生:其实很多人可以尝试离开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来做事情。从大势来看,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得到一定的累积以后,除非你有某种特殊的机缘,否则想继续往上成长,可能会遇到瓶颈,比较难。时机成熟,我宁愿选择果断的返乡,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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