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50/50的公益圈

非营利机构是一个很有趣的行业,可能是唯一一个场域对于每一个声音都有50%的赞和50%的弹。自从去年九月开始,一系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管理条例把我身边国内外同行朋友折磨得很惨,有的叫苦连天,有的仰天长叹,但也有不少大呼理所当然,甚至是天助我也。

从4月开始,LVNGO平台发布了许多行内达人的尖锐劲爆的观点。假如重复或挑战里头的观点,貌似此举对行内灰霾的半边天没有任何帮助。然而针对最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条例,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最近两个月内与业内人士的有趣对话。

 

忧伤、沉默、平淡的境外组织

上个礼拜,我被一个境外非政府机构邀约,答应见面之前,我声明我有责任和所有业内人士进行沟通和分享,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合作和资金支持,因为本机构暂时不考虑境外基金会的合作需求,更加不想因此卷入不必要的误会。对方说,好,没问题。当和这个老美聊到最近管理条例的时候,他简直是忧心忡忡到极点:

我们的支持方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的Panda Hugger(支持中美深度合作的派系),并非那些Dragon Slayer (反对中国崛起的派系)。但是这个条例令我们觉得中国政府会一刀切把我们的活动全部限制。世界变了,中国变得更快,让我们措手不及。

我安慰式地说了我的见解,“这个条例的管的是境外机构的心,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的描述。我猜啊,可能是让大伙小心而已。其实假如要境外组织停止运作的话,除了这个管理条例,大把其他什么什么剑啦。”

似乎我的话语没有让这个老美放多点心,他继续吐苦水外,最后居然说出他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要请法律专家为我们所有行动前提出专业意见和咨询。”我只好说,“好吧。”其实心里悲催地为这个老美负责人担心了一下,借问灰色地带的行动又会有什么专业的意见可以让国内的活动保准没事呢?

也是上个礼拜,我和一个国际组织的国内负责人聊天,同样聊起这个条例。我温情地问了他一句,“有什么影响么?”他轻啖一口啤酒,幽幽的说了一通,“条例比起我们国家强大的形象根本不算什么。现在全球都觉得中国是已经站起来的巨人,没有贫困,不需要被帮忙。我连申请多一个岗位设置都貌似永不可能了。总部说,未来想的不是增加投入,而是如何撤出中国。

与此同时,我想起了最近一大堆撤出中国的国际国外组织,看似与这个条例毫不相关。也想起了最近和其中一个在缅甸工作英国妹子聊天,她惊讶为何中国居然还有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 其实国际机构比起国内民间组织对于条例的反应平淡好多。我们都在拼命地为国际组织提出意见,发声求改进,支持求共识。然而朋友圈的评论也有其他声音,有的希望静静的等待,例如“再怎么参与修正,也害死自己,反对只会带来更大的禁锢。”反对此说法的,就是“不投降,此例一开,永无宁日”。

无法复制的马丁堂共识

 

▎2014年广州马丁堂共识可一不可再?(图片来源 | 南方都市报)

想起去年我们广州机构与民政局的领导在中山大学的共举马丁堂共识,不但创造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共决讨论,也让大部分社会组织深谙“机会来了”。虽然现在机会还没来,但其实为何我们的国际组织没有来一次“人民大会堂共识”呢?原因很简单,咱们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工啊,犯不着抛头露面或抛头颅洒热血啊。相反被执法和立法机关将这些打工的看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沟通和继续低调确实不是一个境外机构的长治久安之道。

现在大部分的境外机构已经在中国领土内摇摇欲坠,处于外不得钱,内不得势的两难境地。条例的推出并不是只是为了行动的限制,而是释放未来管制的方向和松紧的描述。而亚洲发展潮流不约而同释放如此的信号,泰国-尼泊尔-印度-缅甸等亚洲各国默契下的共举摆明着互相学习。但大部分境外机构却没有更多地为自己空间争取应有的权益。

▎2015年莫迪政府关停一批境外资金资助的NGO,
引起广泛抗议;但抗议者多为印度本土民众(图片来源 | Guardian)

或者可能我还是太傻太天真,认为我们社会组织或境外非政府机构,不就是冲着解决社会议题而努力的么?继续努力一步步解决社会问题,努力在有限空间与管理单位进行斡旋或利益相关方对话,不应该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么?政治化与否不重要,价值观驱使的方向和使命才是我们命根。

突然又想起一位境外机构项目负责人,两个礼拜前宣布其机构的项目“无限期暂停”执行;前几天,她告诉我打算考取明年工商局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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