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引发公益界的热议,这部征集意见截止于6月4日的法律,据说将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发挥巨大效力。在一些人眼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此要严堵死守,以防被“和平演变”。不管这种敌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担心都是有传承的,倒退回一百五十年前,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慈善行动第一次深入中国,大清朝的官员和子民在和这些境外势力”打交道时也有类似的顾虑,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曾家两兄弟就曾遭遇这一难题。

 

教堂育婴挖眼剖心?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法国领事及其随从被愤怒的民众当街打死,法国教堂中两名牧师和十名修女死于非命,冲突还殃及四座英美教堂,三位俄国商人也在这场冲突中丢掉性命。为此七国公使联名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惩凶,并将军舰开到天津示威,战火一触即发。


天津教案中民众焚毁教堂;图片来源:谷歌搜图

冲突原因,竟和这些外国教堂开办育婴堂有关。

当时中国流行一本名为“辟邪纪实”的书,里边说,外国“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无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

江西曾出现过一张《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的匿名大字报,历数洋教士的种种罪行,有“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闭幼童”、“行踪诡秘”等,并号召大家“齐心拆毁教堂,泄我公愤。”

有官员前来调查,问一当地文人,“都说天主教堂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该人回答,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来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

这一回答代表了当时主流阶层的认识水准,加之当时多是有怀疑无调查,敌意便愈来愈深,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揭竿灭洋。天津教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当年四五月间,一个用迷药拐卖儿童的嫌犯落网,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当地衙门约谈法国领事,未想惯于颐指气使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和负责此事的大臣当堂发生冲突,出门后又和天津知县吵了起来,打死了知县的家丁。前来围观的百姓群情激愤,一哄而上将丰大业及其随从乱拳打死。

余恨未消的百姓又跑到法国教堂,将其一把火烧掉,并顺手干掉了几座英美教堂。

难题又一次摆在了清政府面前,刚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落败的清政府不想重蹈覆辙,得罪洋人,但又不想打压抓捕闹事的百姓,该怎么处理呢?

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这和30年后慈禧老佛爷借住扶持义和团的思路颇为相似。

幸好这一建议未被当时的清廷采纳,他们选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此事。曾国藩其时声望正隆,尽管知道这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当时又是抱病之躯,不过君命难违,临行前特意写好了遗书。

查明真相并不难,审讯加走访后,曾国藩得出结论,“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此事……即以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此洋人所以忿忿不平也。至津民所以积疑生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皮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其时,堂中死人过多,由是浮言大起。”


曾国藩

真相既明,就是善后了。杀为首者15人,将天津知府、知县失职查办,发配黑龙江,赔偿各种损失46万两。案子结了,但是国人并不买账,骂声一片,连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都把曾国藩手写的对联扯下来一把火烧了。曾国藩压力山大,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八个字,经常出现在他给友人的信中。

或许,大家需要的并不是真相,而是那种“大清可以说不”的快意。

 

洋教士发钱,救灾还是添乱?
 

光绪初年(1876—1878),华北大旱,五省受灾,饿殍遍野,死亡人数估计高达千万,尤以山西受灾最重。


曾国荃

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就任山西巡抚,开始全力救灾。他先是将本应上缴给北京的50万两拨出20万用于救灾,又督促各级政府设粥厂、放赈救急,号召当地富人、官员捐款,同时注重社会稳定,安抚的同时铁腕镇压哄抢闹事者,必要的话可“就地正法”。

就在他忙成一锅粥的时候,李提摩太来了。这位1870年来到中国、后来对晚清政局有巨大影响力的英国传教士,当时还很不受待见。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记载,曾国荃听到他来,更是生气,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尽管李提摩太带来两千两白银要发给灾民,但曾国荃“仍处心积虑阻挠我的活动”。

李提摩太当时不知的是,他提出要到内地救灾曾让清廷如临大敌。军机大臣瞿鸿禨特意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梳》。在他眼里,洋教士救灾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受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惩志于我也。”此言深得人心,多位大臣纷纷点赞,清廷对曾国荃下旨,要“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不过曾国荃的头脑更为开放,当他发现李提摩太一行一心救灾时,马上改变了态度,并派专人商谈,协助放款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曾国荃还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同时曾国荃还上书朝廷,李提摩太救灾“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看来还是有人告了黑状。

因山西赈灾不拒绝外国慈善,据统计,因此多挽救出来的家庭数目多达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而在外国人捐赠的20余万两善款中,李提摩太一行就发放了12万两。

时至今日,可能很多人早就忘了那场大旱灾,也忘了那些前来救灾的外国人,还有接纳协助他们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今天手握权柄的一些人,依然坚持“防外患以固根本”,几个百姓受灾不打紧,重要的是,“不要让外国人收拾了人心”。

一百年以后……

一百年过去了,百姓多已不再对境外公益势力谈虎色变,不再传什么教堂挖眼剖心、诱污妇女的谣言,反倒是庙堂之上的那些人,好像仍遗传了百年前的治理基因,只想着关起门来勒紧缰绳。

 


本文资料引自《晚清真相》,作者为南都评论员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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