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传统公益慈善落后、乏善可陈的声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早有公益“大佬”徐永光先生为互联网思维呐喊,警告在创新思维下,公益已“危如累卵”。

而同一时期,中国互联网,出现了各种创业和营销奇迹淘宝打造的“剁手”消费文化以及“双十一”让国内市场有了狂欢的理由;微信“红包”让娱乐社交和支付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小米手机让产品经理都抱起《参与感》当红宝书,小米手环小米公寓轻松俘获年轻人的视线;而滴滴打车和现在刚摸到社会化创新天花板被整顿的Uber还是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倒逼制度调整的潜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观点开始不胫而走:阿里巴巴做的就是公益——听起来奇怪,但似乎又很有道理。

因此,当互联网思维在中国的语境下遇上公益,首先触发的反倒不是工具问题,而是公益本体论的问题,即,那到底什么是公益,公益与非公益的界线在哪里。任何一种思维,不管是互联网思维还是公益思维,背后都有所承载或守望的价值。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互联网思维与公益思维背后的价值有没有冲撞,如果有,是什么地方冲撞,冲撞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辨析,我们不妨先从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思维开始。

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思维:自由分享还是用户垄断?

纪录片《互联网之子》,讲述计算机天才亚伦·斯沃茨的故事。斯沃茨年纪轻轻就进入了RSS的编写组,RSS改变了原来网民要去逛网站的模式,用户可以自己选择订阅不同的消息源,这些消息就会定时把信息推送到用户的邮箱或终端上,成为社交网络的雏形。长大后的斯沃茨干了件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他拿了个大硬盘,跑进麻省理工的图书馆电脑机房里,开始批量下载学术期刊。他不是为了大学积点这么干的,而是挑战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由纳税人资助研究的科研成果,都只能锁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公众没有办法免费参阅和使用。如果普通人要参阅,费用高的令人乍舌,到底为什么这些本应属于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知识,会被几个数据公司垄断了?这件事被FBI发现后,美国检察院起诉他,把他和盗取银行卡信息的犯罪黑客同等论处,斯沃茨由此陷入了官司的噩梦。最后,年仅26岁的斯沃茨选择了自杀,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计算机天才的故事似乎与马云、雷军、滴滴打车没有半点关系,可是我们不妨仔细想一下,互联网从起源到今天的覆盖全球,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所承载的人类梦想与追求是什么?不难发现,斯沃茨的之所以被称为“互联网之子”,首先是因为他站在每一个公众平等获得信息和使用公共资源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和行动。

对于互联网来说,每个人都首先是网络公民,而不是消费者或客户。当然,拉动消费和资源配置是透过信息交换可以达成的目标之一,但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各种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如何抢占和垄断用户,如何透过数据挖掘去掌握用户的消费习惯(哪怕没有得到用户授权),以及如何优化优质客户(所谓优质客户即能给更多钱的客户)的客户体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互联网思维,实际上是互联网创业思维和互联网消费思维,这种思考取向决定了中国的互联网思维跟公益有价值上的冲撞。

消费主义互联网与公益的价值冲撞?

这种价值冲撞首先表现在服务议题和服务人群的选择性规避上。创业的人都知道,既然是创业,就要尽量做自己擅长的,找到足够支撑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和市场空白,尽量建立技术壁垒,并且学会规避风险,简而言之:求稳求漂亮求数字求营销效果求社会反响。因此当我们不断地提互联网思维、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的时候,必须考虑,这种思维方式是否有可能让公益行动者从一开始就主动回避一些人群和议题?公益,从一开始就与商业或公共服务有张力,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上,还有一些因为利润空间不够导致商业不愿意做的事情,或限于行政架构和财政资源政府部门无法完全覆盖的地方。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抗战老兵,他们没有任何“利润空间”可言,也很难用数据思维把他们互联网化,然而对他们的记录与守护,难道不是一个良善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吗?

另外,这种价值冲突还表现在对需求的理解和服务手法上。消费主义的互联网注重的是物质的生产、流动和使用,因此,一些非物质的需求很可能就会被边缘化。比如留守儿童的陪伴。陪伴和成长,无法简化成大学生与留守儿童的配对和语音时间,也无法透过在线网络课程去达成。可恰恰就是这些比较软性的需求和服务,构成了公益服务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很本质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肯定,透过互联网和各种数据工具,我们可以做很多善事,比如透过众包的方式测空气里的PM2.5,比如透过互联网和数据库建立老人居家养老服务,透过网络平台做众筹等等。简单来说,互联网思维可以做一部分的公益,但也同时做不了一部分的公益。非但做不了,在这种互联网创业思维成为业界主流的情况下,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创新不那么互联网”的项目和议题,还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

创业者的身影与公益人的身段

对于互联网的创业者,我很佩服,他们身上的确有一种特质:对产品的关注,对用户的关注,对细节的打磨,从用户出发去构思和开发产品和服务。这些是喜欢谈理想的公益人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因此,对于这些创业者,公益组织更值得学习的不建网站的技术、大数据,而是他们不断观察用户体验、试错、迭代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模式,这应该成为公益人血液中的因子。同时,公益人也要觉察到自己的“业务特长”。有些东西可以超越资本和网络技术,有些声音只有站在公益人的位置上才能听到。就像绿色和平能提供业内最专业和最具公信力的环境调研报告和产品安全报告,就像无国界医生最明白有多少被战争伤害的平民需要救助,就像一个长期陪伴一个留守儿童成长的义工最清楚这个孩子的情况和内心想法。

曾听过一种说法:公益人两个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诚然,目前有很多仅凭一腔热血做公益的人,或者草创的公益团队,他们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可是商业领域也有大量(如果不是更大量)的草创团队每天做傻事,然后尸横遍野,拿最差的个案比最差的个案没有意义。目前也不难看到商业和资本对公益领域的价值侵蚀,这种价值侵蚀就体现在各种对公益“落后”、“幼稚”、“蛮干”、“死板”、“缺乏创新”的描述上。我们不妨在上文论述的背景上反问:哪个意义上的幼稚?哪个意义上的落后?创新指向什么目的和价值乃至社会图景?倘若不深入思考,这些论述和话语只会给公益领域带来技术自卑,非但商业和权力认为公益幼稚,连公益领域的工作者也认为自己肤浅,需要被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教化”。

其实,价值侵蚀和技术自卑都不能单怪任何外部力量和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公益专业主义发育的不充分所导致。这个不充分以至于你很可能都还没听过这个概念。这并不是我生造出来的概念,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精神、职业理想、价值取向和相关操守这些在每个从业者心中或多或少共享的准绳,就是一个行业的专业主义。比较成熟和成型的如律师和医生还有新闻工作者,在有些国家地区,教师专业主义也发育得很好。

至于公益专业主义为什么没有发育得很好以及应该如何生成,则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了。我希望大家,不管是社会大众,还是影响公益行业资源配置的基金会、政府部门,能看到公益行业的独特价值,让本来就艰难发育的公益不至于被一拥而上的市场和商业技术冲散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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