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因为马蔚华、翟美卿等委员关于发展公益信托的提案,“公益信托”成为两会热门词汇。公益信托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能在公益圈中的诸多急迫议题中脱颖而出,得到了行业掌舵者们的高度重视?本文采用困境——破局——摆阵的逻辑,来梳理以公益信托为中心的因果线与行业链。

困境:资源短缺,分配扭曲

要解读背后的玄机,必须先要从当今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面临的困境开始说起。

根据民政部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数据,2013年全国捐赠额为989.4亿元,而整个行业55万个社会组织创造GDP571.1亿元,GDP贡献率仅为万分之六,远远落后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013年基于15个国家所计算出的4.5%的平均贡献率。而且中国的捐赠以企业捐赠为主,个人捐赠仅为175亿元,占18%左右;这与美国个人捐赠为主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基于各类行业报告计算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2013年人均捐赠额约为26元,而在电影、游戏、洗浴、旅游的人均花费分别约为76、170、345和805元;这充分说明了捐赠行为在中国并不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日常行为,即我国个人小额捐赠市场是一片没有被开垦的蓝海。个人捐赠的式微是造成我国公益行业的资金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这些有限的资金分配极度不均。还是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数据,捐赠额主要被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GONGO)和大型基金会吸收,如2013年中国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系统和各类党群组织就吸收了42%的善款,本应作为资方的基金会吸收了37%的善款,而小型草根组织这一类最缺乏资源的群体仅吸收不到1%的善款。换言之,整个公益行业资源分配被政府和资本力量劫持并扭曲,贫富差距非常严重。

简单来说,目前公益慈善行业极其缺乏资金,且资源分配向官办组织和大型基金会倾斜,造成了众多小型组织的困境,从而限制了整个行业的多元性、活力和均衡发展。要打破这种资源短缺和扭曲,业界和学界都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以“市场化”提高草根组织的资源吸取能力的呼声很高,争议也不止。而公益众筹和公益信托,虽然没引起如此多的重视,却另辟蹊径,锁定潜力巨大的个人捐赠市场,为走出这个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有效的途径。

 

破局:公益众筹初露成效,公益信托尚未落地

谈公益信托之前,必须要先谈公益众筹。因为公益信托在中国还没落地,但公益众筹从2013年开始席卷公益界、带来春风,却因公益信托制度的缺席而开始遭遇法律上的瓶颈。

公益众筹主要是依靠互联网平台,让公益项目能对社会公众募捐,目前各大公益捐赠平台(如众筹网公益频道、追梦网、腾讯公益平台、新浪微博公益平台等)的公益众筹项目发起人可以是公益组织、临时团体或个人。根据众筹网的数据,2014年共有514个公益项目筹集了约120万的资金,主要发起人为中小型公益组织;而根据腾讯公益的数据,到2014年9月历史捐赠额累计突破2.1亿,2300万次捐赠人次,1000多个募捐项目。2014年夏天的冰桶挑战始于美国,新浪公益和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反应迅捷,在新浪微博开启了募捐平台,结果在短短的一周筹得了850万善款,比瓷娃娃过去一年筹资额还要多。

很明显,互联网新媒体的新传播思维大大地拓宽了草根组织的资源动员路径,公益众筹的最大价值之处就在于催化了小而美的“微公益”理念——人人皆可公益,时时皆可公益。公益从道德神坛或伪善祭坛走向公民日常,个人小额捐赠的庞大消费力被释放出来,中小型公益组织的筹款、传播以及综合运营能力都会得到试炼与训练,再为有竞争力的草根组织引入资源,形成整个公益行业的良性循环

然而,真实世界并没有这么理想化。公益众筹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法律风险。目前国内证监局和银监局分别对商业众筹中的股权众筹和债券众筹进行监管,但公益众筹方面的立法和规管却是真空地带。现有的法律中,具有向公众募集资金的组织仅是一小部分的注册社会组织,主要是一些官办公益组织和公募基金会,换言之,除此以外的一切公益众筹项目发起人皆面临着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而非法集资在中国是情节较为严重的刑事口袋罪名。

于是一个迂回的规避风险的做法是把众筹项目挂靠在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下。国内对公益众筹一直没有立法规管,其中要面临的两个立法难题是:一,如何赋予自然人的众筹主体资格,也就是个人应如何获得发起公益众筹项目的合法性;二,如何保护公益众筹项目中捐赠者(尤其是大额捐赠者)的权益。而借鉴国际经验,这两个难题,都能通过引进公益信托制度来解决。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监管制度的保驾护航,公益众筹就像内置了一枚定时炸弹,随时会折戟于公信力泥潭。

那么,公益信托具体是什么呢?公益信托是一种善款托付的法律形式,捐赠人把捐赠资产转移到公益信托,托管人(一般是信托公司)根据捐赠人的需求进行管理、配置和增值。在此法律框架下,捐赠人、托管人、受赠者都能获得法律主体资格,权益和义务受到保护和制约。资金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都得到了有效的分离。

一方面,多个捐赠人的公益信托能有效地解决受益人的众筹主体资格问题。例如2014年6月的杨六斤事件,广西卫视一档公益节目为12岁的孤儿杨六斤小额筹款,当天筹了约4万元,但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杨六斤的募捐账户累计金额高达500万,于是捐款的使用权归谁、用途应不应受监管、专业NGO应不应该介入,等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至今仍未有共识。当巨额的善款流向单个受益人,而受益人又缺乏管理善款的能力,公益信托显然是赋予各利益相关方法律主体地位、界定各利益相关方权责的有效机制。

另一方面,单个大额捐赠人的公益信托能有效地保护捐赠者的权益。在欧美,公益信托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有着鼓励富人从善的内生属性,配套一系列的税收激励,因而是大额捐赠者首选的善款管理模式。

例如比尔盖茨夫妇创办的慈善组织其实分为两个独立部分——信托公司和基金会,前者负责通过资本运作而赚钱,后者负责花钱到公益发展事业。但在中国,公益信托并没有税收激励,捐赠者和接收者都要缴税,捐赠股权的缴税会随着股价的上涨而增加,中国的大额捐赠者于是只能绕道海外。牛根生2010年把所持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交给海外的Hengxin信托公司进行公益信托,而在国内成立家族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研究院最近发布了《2014年中国捐赠百杰榜》,揭露了意料之中而又情理以外的现象,境外慈善机构首次成为中国大额捐赠者的主要接收者,超过80%的大额捐赠流向了境外。特别是排名第一第二的马云和蔡崇信为布局个人公益信托,向海外慈善机构捐出其在阿里巴巴持有的期权。

所以,公益信托的制度是目前公益圈缺失的重要一环——没有公益信托,公益众筹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和发展瓶颈,不利于释放大额或小额的个人捐赠市场,无助于缓解公益资源的短缺和扭曲,公益行业继续深陷恶性困境。可以说,公益信托是一把通向公益春天之门的钥匙,如果有效落地并撬动大额和小额个人捐赠市场,将会改写整个公益圈的资源格局,倒逼公权退让,也许会迎来草根组织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摆阵:金融业蓄势以待,公益界任重道远

公益信托目前到底离我们多远呢?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六章是专门阐述公益信托的,公益信托实际上是被国家法律认可的一种制度。但是法律没有对公益信托的具体落地给出清晰、具体的指引,例如该向哪个部门申请,该如何处理税收,一概空白。

因此,自从《信托法》出台,国内只有若干个真正的公益信托项目。根据笔者的不完全搜索,主要有——第一个是2008年由西安信托公司(现更名为长安信托公司)设立的“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3年内用于陕西地震灾区汉中县的五所中小学援建项目;第二个是2008年由百瑞信托承托的“郑州慈善公益信托计划”,10年内用于汶川地震灾区及贫困地区的教育项目;第三个是2009年由重庆信托承托的“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10年内捐赠给重庆特困、伤残、牺牲的公安干警及家属;第四个是2013年百瑞信托联合脑瘫儿童救治的专业机构共同发起了 “百瑞仁爱·天使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捐助脑瘫儿童救助事业。

这四个公益信托的形式各异,捐赠者(或投资人)有的是全额捐赠没有回报,有的是可取回本金捐赠盈利,有的是可取回本金和部分盈利、捐赠超过预期盈利的部分。但相似的是,四个项目的成功落地都与政府的准许、支持和合作有关,虽然还是没有享受税收优惠,但一定程度规避了没有配套制度指引的风险,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是大多数信托公司拥有的资源网络。目前信托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金融第二大业,但公益信托还是停留在理念阶段,被视为一片潜力巨大的处女地。

公益信托是舶来品,在中国的落地仍存在主要两个方面的忧虑——一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怎样对接公益信托制度,二是大众对公益信托缺乏认知。好消息是,第一个忧虑有望得到缓解,近期多家财经媒体报导,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同意了中国银监会启动修订《信托法》的建议,将涉及信托登记、信托税收和公益信托等内容。此次对《信托法》的修订将会完善配套制度,解决实操中制约公益信托的“不能开具税收优惠发票、投资领域狭窄、登记制度缺乏”的三大难题。更有业内人士非常乐观地预测,公益信托有望成为信托公司的主业。由此可见,公益信托对整个社会还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价值:进一步模糊金融和公益的界限。其实金融和公益的本质都是资金的再分配,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公益信托则是两者的桥梁,让金融因为增加了社会维度而变得更有温度,让公益因为资金阀门被打开而变得更高效。

综上所述,公益信托是一个大势。公益信托首先为公益众筹保驾护航,打开压抑已久的大额和小额个人捐赠市场的阀门,中小型公益组织尤其能受惠于此走出资源困境,改变行业参与者的权力格局,重塑整个行业生态。

进一步来说,公益信托连结金融和公益,打破行业壁垒、模糊行业边界,有望为慈善公益行业倾注汹涌的资金与社会关注度,重塑行业间的格局。金融业已经对公益信托的本土落地而严阵以待、蓄势待发了,但慈善公益行业准备好了么?公益界老大们在两会猛推公益信托只能反映行业的一面;而另一面是,广大中小型公益组织埋头苦干的同时,也须强烈地意识到公益信托、公益众筹能带来的黄金机遇,以及准备应对与之伴随的巨大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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