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位朋友,从出生就看不到。

       他妈妈为了他的眼睛自己哭到流不出眼泪。他家人从他出生一个多月就开始为他求医问药,甚至经常在熟人的介绍下找到一些算命先生为他的命运卜卦。

       每一次他的家人都是带上家里仅有的积蓄和希望进城找医院,找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但是每次都带着失望和花空的钱包回到家里,医生和算命先生好像都串通好了,收了钱之后不说治的好,也不说没治了,总是说等孩子在长大一些再来看吧。从县医院到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越来越权威,答案却只是让他们等孩子长大一些。

       到他7、8岁的时候,平时一起玩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由于他看不到黑板,学校不让他上学,家里人也没有办法。孤单的他在家里闷得要死,于是就去学校听小朋友们上课背书。结果没过两天老师就找到他家里,让他家人管好他,别让他再去学校干扰学生上课。他家人承诺管住孩子,他躲到被窝里偷偷的哭了一个晚上。

       一天一位亲戚到他家串门,聊到他的情况表示想出钱帮她看病。那位亲戚是农村最早富起来的人,他说,只要治的好,他可以拿出五十万。

       朋友的妈妈一听就激动了,她说,“只要我儿的眼睛能治好,我的眼睛挖给他都行。”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特别的兴奋,想到自己眼睛能治好就可以看到喳喳叫着从天上飞过的小鸟,就不用听到飞机轰鸣却只能看到空荡荡的天空。但是他想到最疼自己的妈妈可能就看不到了,他害怕极了,他接受不了没有眼睛的妈妈,他觉得那样还不如维持现状,毕竟他看不到小鸟听到叫声也分得清是麻雀还是燕子,看不到飞机听到轰鸣声也知道飞过去的是 大型客机还是小型直升机。而妈妈看不到了,她一定很难过,一定不能习惯。他觉得那个后果比他自己看不到还要可怕。

       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想不出不去北京看眼睛的理由,但他想就算可以换眼睛也绝不能换妈妈的眼睛。

       第二天,他听到三婶在院子里跟他妈妈聊天。听说亲戚要帮他出钱致眼睛,就说,“眼睛能换吗,如果换了眼睛还不行,你也看不到了,谁帮你照顾他啊?”

       他妈妈一听也激动起来,“如果是那样,我也只能认了。”

       他三婶就说,“不用换你的不行吗?”

       他妈妈说:“不是亲人的可能不行吧。如果我也看不到了,到我老的时候,我就先买点老鼠药给他吃,免得等我死了没人照顾她。”

       他听到这话害怕极了,甚至想离家出走,因为他不想死去,他害怕以后妈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喂他吃老鼠药。

       后来他的眼睛被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判了无期,他颓丧地回到家里,决心再也不去医院治眼睛了。

       他沉默了几年,陪伴他的就是收音机。无聊的他听遍了收音机的每一个频率,从中波到短波,从单田芳的评书到益友电台的圣经学院,从本地的新闻到国外的美国之音,收音机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跟收音机里的老师学日语、学英语,学说书,学唱戏,甚至还请邻居帮忙给国外的电台写过信。

       他18岁的时候,家里盖了新房子,想给他相亲。按家人的意思,只要有新房子,就可以给他娶个有缺陷的媳妇,他就可以传宗接代了。

       他强烈地反对家人为他相亲,他说自己没有谋生的能力,不想找一个媳妇跟他一起过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

       又过了两年,他在亲戚的鼓励下学习按摩技术,终于离开了家乡到外地打工,结了婚,还生了孩子,过上了自己自主的生活。

       他现在过着跟多数视障人一样的生活,从早到晚生活在按摩店里。只是他说偶尔会做同样的一个噩梦,梦到他妈妈老了,然后强迫他吃老鼠药,他就吓醒了,最近他又做了一次这样的噩梦,于是他摸着背后的冷汗给我打电话讲述了这些事情。

       这是我一位好朋友的亲身经历,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出生在农村的残障者及其家庭为残障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这些压力的来源看似他是残障者不能自理,但实际上,主要的压力其实是社会的偏见和政府的无作为。

       在我认识的许多残障者看来,我那位朋友的经历不是孤立的现象,他反映出残障者在社会中普遍的从小遭受各种歧视,那些歧视来自包括残障者的亲人,也包括学校、医院和政府部门。无处不在的歧视给残障儿童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残障本身造成的苦难。

       如果残障的孩子从小可以跟所有孩子一样进入同样的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长大了可以自主地选择职业,选择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如果政府能够立法宣传正确的残障理念,令残障者从小就能获得尊重,令残障者及其家人看得到希望,有信心生活得更幸福,相信他的妈妈不会因为自己生下来残障的孩子而终日以泪洗面,也不会因为担心自己老去孩子不能独立生活,而设想着在自己离开世界之前亲手结束儿子的生命。

       而最近多位代表建议立法阻断包括残障儿在内的缺陷婴儿的出生,认为缺陷婴儿在浪费着社会和家庭的资源。作为一位残障者,我对这样的提案表示怀疑。这样的提案的背后,实际上是认为残障意味着许多的不便,意味着即使出生了,残障者也不能和达到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不能正常地上学、工作、谈恋爱。这样的提案看似顾大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代表们似乎忘记了世上还有“人权”二字,而人权的基础首要就是尊重人的生命权。但凡是生灵,都值得受到平等的对待,值得过上独立自主有尊严的生活。

       我希望有一天,人们能够拨开对于“残障=缺陷”这一刻板印象的迷雾,意识到残障不过是一种生活状态而已,并无所谓悲惨,也无所谓阳光。真正有缺陷的并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歧视的态度和不平等的残障政策对人的潜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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