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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官进民退”的协会内讧

2013-3-19 12:1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32| 评论: 0

摘要:   戴小明在身后的莲花大厦中工作十余年,但他目前正与其代表的过往决裂。   深圳市物管协会召开换届选举大会。   事实上,“民间化”的政策制定者并不鼓励退休官员到协会任职。深组干142号文有这样的表述: ...

  戴小明在身后的莲花大厦中工作十余年,但他目前正与其代表的过往决裂。

  深圳市物管协会召开换届选举大会。

  事实上,“民间化”的政策制定者并不鼓励退休官员到协会任职。深组干[2004]142号文有这样的表述:“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辞职或退休后,必须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办发[2004]13号),三年内不得在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协会任职。”

  在戴小明看来,李加林重当会长,当得并不理直气壮。“按惯例,会长是法定代表人,但李加林虽然当了会长,却并没有登记成为物业管理协会法定代表人。

  一场内部的人事斗争,牵出一个行业组织“民间化”改革步步变异的过程。是行业自治,还是唯官员马首是瞻?“业必归会”,让深圳物管协会取得丰厚的收入来源,在行政化的旧帽尚未完全摘下时,又被指新添垄断化的病灶。

  “一业多会”的雷声已响彻多时,但雨点却迟迟未见落下来。由是观之,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垄断化路途何其漫漫。

  1月22日,深圳市罗湖区法院上演“民告官”。旁听者挤满了法庭,加座仍未能满足需求,工作人员干脆把门打开,让后来者在门外旁听。

  全场的焦点是站在原告席上的戴小明。这名中等身材的男子身着一套深灰色笔挺西装,下巴留着一簇颇有艺术气质的山羊胡子。他不请律师,也未邀亲属,几乎是孤身一人上庭。唯一到会的亲友是一名律师,但戴小明让他坐在了旁听席上。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来陈述比律师更有力。”

  戴小明曾是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简称物管协会)副秘书长,但这位前副秘书长从2009年起就不断向政府部门与媒体举报该协会存在违规行为,如由退休官员担任会长、民主选举违规操作等等。3年多过去了,被举报者稳坐钓鱼台,而戴小明则一路被降职、减薪、冷冻。

  戴小明不服。去年12月14日,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指控作为管理部门的深圳市民管局行政不作为。10天之后,他更在电视上将矛头直指物管协会选举被操纵,物管协会成退休官员“养老院”。这两记重拳为他带来的是一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他被物管协会炒了。

  这次被炒不是“临时工”,而一名早在16年前就已拿到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士。在旁人的眼中,戴小明衣食无忧,生活安定,不少同事至今无法理解,他为何会放弃平静生活,以如此激烈姿态对抗工作单位和上级部门。

  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那一年,《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出台,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率先启动行业协会商会的民间化改革。在这一波时代浪潮的推动下,戴小明被调入深圳市物管协会,作为协会改革的“开荒牛”。

  “民间化”变局

  深圳物管协会成立于1993年6月,是全国物业管理行业首家协会组织。在民间化改革之前,其会长一直由主管部门分管物业管理的副局长兼任,协会管理人员,也主要由在职公务员兼任。

  根据《深办发[2004]19号文》,凡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须去职行业协会。但在具体执行时,这个政策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至少在深圳物管协会中,被改成了“公务员一律退出,事业编制处级以上干部不能担任协会职务”。

  声势浩大的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从一开始就开了一扇“小门”。

  2004年10月,身份是事业编制的副科级干部的戴小明被调入物管协会。“当时挺高兴的,感觉是升职了。”戴小明回忆道,“领导授意,让我按照文件的精神组建民间化的行业协会。”

  2004年10月到2005年5月间,戴小明是物管协会秘书处负责人,那时的他,忙碌并快乐着。戴小明说,他把协会原有的招聘人员全部遣散,又重新招募了10余个年轻人,“一半是公开招聘,一半是让企业推荐过来兼职。”

  2005年6月,深圳物管协会正式召开理事会。曹阳,另一位事业单位的在职员工,在会上被增补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并注册为法定代表人,而戴小明则被增补为副秘书长。

  原会长自行辞职。李加林时任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的副局长,他自2002年始兼任物管协会会长,按照民间化改革的要求,在职官员从协会去职。奇怪的是,会长之位无人增补。在此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物管协会会长的位子一直空缺。

  戴小明当年一直想不明白,为何没人当会长?这个问题,一直到3年后,他才找到答案。

  而在2005到2008年间,物管协会的领导层实际只有两个人:曹阳,戴小明。但是,关于协会的发展方向,两人的想法并不一致。

  戴小明说,当时,他一直在尝试推行物管协会的“民间化”。在他看来,民间化意味着行业协会变“管理”为“服务”,为此,他向曹阳提出了不少在他看来能很大程度帮助会员企业的项目,“他(曹阳)在会上总是点头说有道理,但并未见给任何的资源支持。”

  相比投入巨大、前途未知的风险项目,曹阳更愿意把精力投放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2008年初,曹阳参与制定的、后来对全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通过地方人大审议。该条例规定,深圳所有物管企业都必须加入深圳物管协会,并从法律层面上赋予深圳物业管理协会直接制裁企业的权力。

  深圳物管行业开始推行“业必归会”,行业协会也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一位不愿具名的深圳物管企业老总说:“被制裁的话,两年内不能参加招投标,业主还可以提前解除合同。所以会员单位(企业)都怕得罪(协会)领导,领导一生气,下面的人都不敢说话了。”

  “业必归会”条例实施后,深圳物管协会的会员在4年间从300余家增加到1100余家。在2008年,入会企业激增,会费标准也有所提高。物管协会的会费收取月本应是3月份,可是,根据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的财务报告,在20 0 8年5—12月间,其会费收入就高达118.25万元,这些会费部分由新入会企业所缴纳,部分是老会员单位补交的差额。

  “规范管理也是一种行业服务。”曹阳崇尚强势的行业协会,认为协会要通过行业管理来实现服务会员。该协会发于去年11月的工作报告如是写道:“将原本游离在行政监管和行业规管之外的物业服务企业,纳入到协会自律管理的体系当中,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净化市场竞争环境。”

  空缺的“官位”

  2008年6月,空缺了整整3年的会长之位迎来了主人,并且是一位“老熟人”。前会长李加林从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位子上退休后,时隔3年,再次坐上了物管协会会长的位子。

  “原来会长之职是为他留着的。”戴小明猜测,李加林是协会业务指导单位的分管领导,是他的从中阻挠,致使会长空缺3年,从而为退休后当会长埋下伏笔。

  会长待遇丰厚。“一个月基本工资一万七,每季度多发一个月工资,年底再多发两个月工资。同时还有大小过节费。”戴小明透露,物管协会会长年薪达30万元,同时享有单位配车、专职司机。

  事实上,“民间化”的政策制定者并不鼓励退休官员到行协会任职。深组干[2004]142号文有这样的表述:“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辞职或退休后,必须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办发[2004]13号),三年内不得在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协会任职。”

  在戴小明看来,李加林重当会长,当得并不理直气壮。“按惯例,会长是法定代表人,但李加林虽然当了会长,却并没有登记成为物业管理协会的法人代表。”

  对此,深圳市民管局管理服务处处长易玉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市委组织部虽有相关规定,但“只要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登记,民管局就无法予以限制”。言下之意,退休官员当行业协会会长,民管局可管不了。

  按理说,发文的深圳市委组织部应该可以管一管,但吊诡的是,李加林在200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让他到协会当会长,恰恰是组织部的意思:“我2008年退休时,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让我到物业管理协会担任会长,这个协会那边已经打了报告,分管副市长在报告上签字。”这个说法,记者一直未能从深圳市委组织部得到证实。

  李加林去而复返,虽令戴小明感到世事神奇,但那时的他,仍未有举报之心。但接下来一年的变故,就逐渐让他坐不住了。

  清洗与逆袭?

  2008年8月,物管协会新聘入两位副秘书长,并对包括戴小明在内的3位副秘书长进行为期一年的试用;2009年8月,试用一年期满的戴小明在协会中层的打分中被评为“不及格”,副秘书长之职被撤,工资也从7000多元降低到6000多元。

  戴小明很愤怒,他认为自己是因意见不同而受到了协会秘书长曹阳的打压。“我在2005年招聘的中层基本被他清退了,这次打分的部长绝大部分是他来之后提拔的人,他这是在排除异己!”

  曹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驳道,戴小明能力一般,表现平平,所以就安排他从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下来了。“但还是安排他相当于部长级的待遇,仍在协会内干些事情。”曹阳强调,自己是一个强力干事的人,(协会人员)能干的就干,不能干的就退下来。

  一位入会多年的企业老总说,从戴小明写的文章来看,个人能力应不会差,“但我也不能说他(能力)很好,因为他暂时还没有地方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我没有看到。”在这位老总看来,戴小明有思想,为人正直,但个性强,“跟领导的思想不吻合。”

  戴小明无法接受协会对他工作能力的公开否定,他说:“我必须反抗,不然我以后都会被人看不起。”戴小明反抗的方式很文雅,也很激烈,他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送到《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2009年9月24日,《物管协会内讧 前副秘书长指控会长违规》的文章见报。

  报道一出,向来是后台运作的行业协会治理问题开始接受公众和媒体苛刻的审视。但舆论虽盛,深圳物管协会所受的影响却不大,李、曹的位子未见挪动,戴小明的尴尬状况也不曾改善。“曹、李二人对我态度跟之前没区别,其他员工因为这事也都心照不宣,再也不跟我热络。”戴小明说,经此一事,“协会不给我派工作,也不通知我开会。”

  关于举报后的工作安排,物管协会法律服务中心主任陈晓平却另有说辞:“戴小明带着不满情绪上班,不服从单位工作安排,不做任何工作,还拒绝正常的年度和季度考核,在协会的历次考核中均为不合格。”

  不管谁是谁非,戴小明从此成了协会里的“闲人”,但他又不愿闲着。戴小明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反正都撕破脸皮了,索性就将举报进行到底。2009年9月至2012年4月期间,戴小明多次致信、走访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反映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内部管理混乱、违规运作,李加林违规担任会长等问题。

  戴的策略是,把协会的“内幕”翻个底朝天,让政府部门、会员企业对其进行监督审查。去年4月,他在微博上称“协会换届在即,会员单位不知情……多方面都未符合市社会团体换届选举指引”,呼吁深圳市民政局监督,会员单位跟进协会换届情况。

  谁的协会?

  尽管戴小明闹得凶,行业协会“民间化”的主体———会员企业们一直显得很安静。鲜有企业反驳戴小明的观点,也没有谁站出来公开支援。

  一名在协会兼任要职的企业高层说,他不完全认可戴小明对协会的指控。“客观地说,这些年协会还是为行业的发展做了一些贡献。”但他同时直言,“物管行业当前处于困境,行业协会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

  在这位企业高层看来,“行业协会与政府密切协作”是一条出路。但业主代表却不这么看。福田区南天一花园业主委员会主任范国振说:“物管行业本身有住建局在管,作为行业组织的物管协会应该与政府脱钩。”范国振认为,业主在物管中的主体地位长期无法形成,与政府的过多干预不无关系。

  2012年是深圳物管协会的换届年。7月25日,深圳市委组织部发文(深组干复[2012]32号),称“经研究同意:李加林同志为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第五届会长(法定代表人)人选”;8月16日,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致函物管协会,称“同意李加林为会长人选”。

  戴小明曾听闻,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组成了筹备换届委员会,而换届委员会一度通过决议,拟把曹阳列为唯一的会长候选人,但在收到政府部门的来函后,又匆匆把候选人改成了李加林。在去年11月换届选举中,李加林作为唯一候选人连任会长。

  在戴小明看来,物管协会是团体会员协会,个人是没有资格参选会长的,深圳市委组织部发文确认李加林的参选资格,对一个和政府没有上下属关系的民间协会而言不合适,“这也和当前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是背道而驰的。”

  李连任的第三天,戴小明再次向深圳民管局寄送举报信。在戴看来,协会的换届问题多多,但深圳民管局不认同戴的举报。工作人员电话回复,称深物协本次换届大会并不存在问题,并对选举结果予以登记备案。戴小明一怒之下,最终上演了本文开端的一幕——— 直接把深圳民管局告上了法庭。

  当天在法庭上,民管局的辩护律师并未回应戴小明的指控,只是强调,戴小明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在行业协会与民管局的纠葛中,作为协会普通员工的戴小明与民管局“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言下之意,要告,也应该是由协会的会员企业来告。

  庭上,戴小明用这么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庭辩:“本案将会是推进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企业能否自主办会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会牵涉行业广大会员单位的根本利益。省委省政府强调要求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在行政机关有缺失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要为改革保驾护航。”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但戴小明看淡最终结果。他预计,这次官司十有八九会输掉。他坦言,自己打官司就是为了引起媒体对行业协会的再次关注。“最好判我输,那我就上诉,让更多的媒体来关注。”

  “去行政化”

  深圳物管协会的故事并非孤例。退休官员任职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纠缠不清的事例比比皆是。

  今年1月,陕西书法协会召开换届大会,产生62位领导人,其中主席团有46人,不乏在职及退休政府官员。多家媒体对此配发评论,指责陕西书协“官帽满天飞”、“行政色彩浓厚”。协会内部人员也坐不住了,事发后3天,书法家遆高亮愤而辞去协会副秘书长一职,发微博称自己不屑与所谓的主席团为伍。

  去年年中,安徽淮南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协会向企业征5000元“出境考察”费用,实际上,却是淮南市工商局科长局长到台湾环岛旅游。后经记者调查,才发现该行业协会依托工商部门设立,与工商局干部高度重合,从局长到科长,全部都在协会兼职。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撰文称,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有一种“行政化顽疾”,在改革中形成的企业界的社群组织变成了政府机关的附属物,长期被定性为“政府授权进行行业管理的中介机构”。吴敬琏认为,行业协会理应实现“政”和“会”分开,回归其“独立法人”的本性。

  在目前的舆论中,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是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论调,但退休官员能不能在行业协会中任职,社会上则有不同的观点。

  深圳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项目总监黄文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退休官员进入行业协会有历史的原因和体制的原因。在社会组织刚刚发展的今天,就像市场经济刚刚发展的时候,大批公务员下海一样,很难一刀切地评价对不对、该不该。

  在黄文峰看来,退休官员适不适合在行业协会任职,关键要看他到了协会之后做什么。退休官员若以一介平民的身份为社会组织做事,无可非议,但“如果利用以前的关系搞潜规则、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就应该打击”。

  在率先启动改革的广东省,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是一个确定的政策方向。去年9月,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深化社会组织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目前广东省登记在册的2049个行业协会,仍有112个协会有离退休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兼任负责人,民政厅将对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进行一次去行政化专项清理,在2013年年底前,以个人身份加入行业协会商会的党政机关和依公管理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将一律退出行业协会商会。

  “社会正在走向成熟,民间力量正在崛起,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民间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政府的职责是积极创造条件,释放这种来自民间的、草根的能量。”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曾在多个场合力挺“民间化”改革。

  戴小明也确信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是一种潮流,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是改革改到一半,协会已经与主管部门脱钩了,但民主自治的架构却没建立起来,谁来监管协会的决策者?”

  对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深圳市民管局官员的回答有点笼统:“我们正在着手制订《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让这些问题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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